近年中国公司涉美知识产权诉讼概览

BDeng
3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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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在美国联邦法院的知识产权诉讼以及 ITC 337 调查中，中国企业更多以被告身份出现，尤其集中于跨境电商和制造业领域。然而，随着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中国正逐步成为全球技术创新和原创成果的重要源头。与此相伴，一种新的趋势正在显现：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和个人开始在美国主动主张其知识产权，对来自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权行为提起诉讼。对近五年相关案件的系统梳理显示，中国主体在美知识产权争议中的角色，正在发生具有结构性意义的变化。

1、案件数量与类型趋势

过去五年间，中国公司/个人在美国联邦法院和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提起的知识产权案件数量总体呈显著上升趋势。其中包含专利、商标、商业秘密等多种案件类型。根据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发布的年度报告数据：

2019年：中国企业在美国新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案件469起。这一年标志着中国企业涉美知产纠纷迅速增多的开端，较之前年度明显上升。其中专利和商标侵权诉讼占主要部分，广东等出口大省的企业涉案比例很高（如2019年涉美专利诉讼中广东企业占55.7%）。
2020年：案件数量继续增加。据推算，2020年中国企业在美提起的新诉讼约500余起，较2019年有所增长（2021年的大幅增长也侧面印证了2020年的基数）。这一年跨境电商相关纠纷开始涌现，非执业实体（NPE）对中国企业发起专利诉讼也成为一大特点，占当年对华专利诉讼的36.06%。报告指出，移动通信设备是专利诉讼集中领域，消费品是商标诉讼集中领域。
2021年：新提起诉讼激增至862起。与2020年相比，专利诉讼新案增加了37.02%，商标诉讼新案激增112.45%，呈现跃升式增长。全年中国企业涉美知产诉讼新立案和结案共1253起，其中新立案862起，结案817起。专利类诉讼新立案359起，商标类新立案约500起，商业秘密和版权案件占比很小。这一年跨境电商相关案件猛增，占新案的一半以上，达到559起（其中涉专利45起、商标514起）。
2022年：案件进一步增至986起，新案同比增长14.39%。专利诉讼新立案约447起，商标诉讼约(986-447=)539起，商业秘密诉讼18起左右（2023年有明确数据参照）。中国企业涉美纠纷涉及企业9569家次，较上年大增75%，其中98.16%为被告身份（即仅约1.84%为原告）。跨境电商继续高发，新立案559起占全年57%。可见2022年中国企业主要还是以应诉被告为主，但主动维权的案件也在出现。
2023年：新提起诉讼1173起，比2022年再增19.0%，数量持续上涨。其中专利诉讼447起，同比猛增56.1%，商标诉讼757起，增长5.4%，商业秘密诉讼23起，增长27.8%。需要注意，以上分类数字相加超过总数，说明部分案件涉及多种知产类型。总体上，专利类纠纷增长最快。跨境电商相关案件达1092起，在新案中占比逾七成，且绝大多数以中国企业为被告（94.6%）。ITC的337调查方面，2023年新增20起涉及中国企业的调查，略低于上年。约70%的337案件由专利侵权引发，被调查对象多为广东、江苏、浙江的企业。
2024年：据最新发布的2024年度报告数据，中国企业在美知识产权诉讼新立案共1227起，比2023年再次增长约4.6%。其中专利诉讼新案激增至587起，反映中国企业在美专利纠纷继续上升；商标等其余类别约640起。专利新案中涉及被告中国企业1707家次（显示大量专利案由海外权利人起诉中国被告）。总体而言，2019–2024年案件数量呈持续上升态势，尤其是专利侵权诉讼占比逐年提高，而商标侵权（包括假冒商标、电商平台侵权等）案件仍然数量可观但增速放缓。

以上数据表明，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在美卷入或主动提起的知产纠纷数量不断攀升，类型以专利和商标为主。其中跨境电商已成为高发领域，大量中国卖家在美被指控侵权。同时，也有部分中国权利人开始运用美国法律主动维权，在美提起诉讼的案例逐年增加。

2、中国原告 vs 美国公司：数量及典型案例

在中国公司作为原告提起的案件中，相当一部分被告为美国企业或个人，尤其是在专利侵权领域。虽然总体上中国公司作为原告的案件数量不及其作为被告的案件，但近年已有多起引人注目的中企诉美企知识产权纠纷：

华为诉美国运营商Verizon专利案（2020）：2020年2月，中国通信巨头华为在美国德克萨斯东区和西区法院对威瑞森（Verizon）提起专利侵权诉讼，指控后者未经许可使用了华为在计算机网络、下载安全、视频通讯等领域的12项美国专利。华为要求Verizon支付许可费和赔偿。这是中国公司首次大规模在美主张通信领域专利权，引发广泛关注。案件在2021年7月审理期间双方达成和解并撤诉。据报道，该和解可能涉及Verizon向华为支付专利费，但具体金额保密。华为表示“很高兴双方达成协议结束诉讼”。这一案例表明华为凭借在美超过1万件有效专利的储备，主动向美国公司索赔，成功促成和解，被视作中国公司运用美国专利诉讼维权的标志性事件。
腾讯诉海外机顶盒版权侵权案（2021）：中国互联网巨头腾讯通过旗下企鹅影视等子公司，在美国起诉了一家台湾背景的机顶盒公司Unblock Tech及其经销商，指控其未经授权传播腾讯出品的电视剧《小欢喜》、科幻剧《三体》等超过1500部影视作品，构成版权侵权。美国德克萨斯西区联邦法院于2025年2月判决腾讯胜诉，裁定被告侵犯著作权，需赔偿腾讯近8500万美元。这一高额赔偿引起轰动，表明中国内容企业在美通过版权诉讼成功维护了权益。分析人士称：“腾讯的胜诉体现了其打击跨境视频侵权的决心”。这是中国公司在美获得重大版权侵权赔偿的典型案例。
超级照明（Jiaxing Super Lighting）诉CH Lighting专利案（2020）：嘉兴超级照明是一家中国照明企业，2020年1月在美国德克萨斯西区法院起诉其中国同行企业CH Lighting及关联公司，指控对方出口至美国的LED灯管产品侵犯其三件美国专利。该案于2021年底在德州沃科由陪审团审理并作出有利于原告的裁决。陪审团认定被告故意侵犯专利，判决赔偿超级照明约1400万美元。这是中国公司在美对中国竞争对手提起专利诉讼并通过陪审团审判赢得胜诉的罕见案例。有评论称此案“打破了外国公司在美打专利官司处于劣势的刻板印象，只要证据过硬，同样能胜诉”。超级照明案不仅使原告获得高额赔偿，也成功阻击了竞争对手的相关产品在美销售。
其他专利诉讼实例：除华为、超级照明外，近年还有一些中国公司针对美国被告提起专利诉讼。例如，中国显示面板企业京东方（BOE）据报道在美起诉韩国三星公司侵犯其OLED专利（被告虽非美国企业，但在美市场被诉）；另有消息称部分中国手机厂商考虑在美针对竞争对手提起专利战等。这些案例表明中国技术型企业正逐步利用海外专利进行进攻性维权。
商标与商业秘密案件：商标方面，中国企业作为原告起诉美国被告的情况也有发生，主要集中在商标侵权和假冒领域。例如，一些中国品牌在美起诉当地公司假冒其商标或销售侵权商品。然而，相较专利，这类案例公开报道较少，可能因为多数中国品牌选择通过海关执法或电商平台投诉等途径保护商标。在商业秘密方面，少数中国企业也曾在美国起诉美方侵犯其商业秘密。例如，某些科技领域中企指控美国合作伙伴非法获取技术信息等，但总体数量不多。

总体来看，中国原告诉美国被告的案件目前每年可能只有几十起规模。以2022年为例，中国企业作为原告的专利诉讼只有48起（占当年中国涉美专利案的少数）。尽管数量不大，但这些案件影响重大，表明中国公司开始主动出击，在美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知识产权。其中以华为最具代表性——它不仅在美起诉运营商Verizon，据报道还曾在欧洲起诉苹果、在中国起诉三星等，展现出“全球维权”的姿态。华为之外，大疆、中兴、比亚迪等一些科技公司也拥有大量海外专利储备，虽然暂未见大规模起诉美企的报道，但不排除未来采取行动。

3、中国原告 vs 中国公司：跨国竞争与维权

有相当一部分中国公司选择在美国法域与其他中国公司展开知识产权诉讼，以寻求“中立场地”或更有利的执法环境。这类“中国公司告中国公司”的案件通常出于全球市场竞争或纠纷需要，典型情形包括：

跨国竞争的专利战：上文提及的超级照明诉CH Lighting案即为一例，两家国内同行将专利纠纷搬上美国法庭，最终原告胜诉获赔。类似地，中国无人机龙头大疆创新（DJI）与其中国对手道通（Autel Robotics）之间也曾在美激烈交锋。道通公司通过其美国子公司于2018年向ITC提起337调查，指控大疆无人机产品侵犯其3件美国专利。该调查案编号337-TA-1133，经过两年审理，2020年ITC作出最终裁决：认定大疆部分型号无人机侵犯了道通的一项旋翼专利，并发布了有限排除令和禁止令。不过，由于USPTO专利审判和上诉委员会（PTAB）在同期将涉案专利的相关权利要求判定无效，ITC的禁令救济被暂缓执行。尽管如此，道通通过美国法律途径给大疆施加了巨大压力。大疆方面也在中国发起反击（在深圳起诉道通专利侵权）。这一系列双向诉讼显示出中国科技企业在全球多地“跑马圈地”专利并相互博弈的新常态。
商业秘密争端：WeRide诉前高管案：中国无人驾驶初创企业WeRide（原景驰科技）于2018年底在加州北区联邦法院起诉其前CEO王劲及其创建的新公司AllRide，以及另一前高管黄允松，指控他们窃取WeRide的自动驾驶商业秘密，用于开发竞争产品。该案过程中法庭发现被告存在大规模销毁证据行为，称其篡改源代码、删除邮件等行为“程度惊人”。法官于2019年底对被告施加终局制裁（终止制裁），直接判定被告侵权责任成立，进入缺席赔偿阶段。面对不利局面，2020年双方达成和解，WeRide撤回全部指控，具体和解条件未公开。此案被视为中国企业利用美国《捍卫商业秘密法》（DTSA）保护自身技术机密的成功实践：法院不仅发出了禁令阻止前高管继续使用涉案技术，还因被告妨碍司法而判处缺席败诉，极大地维护了原告利益。对于在美发展的中国科创企业而言，这一案例树立了积极应对、充分利用美国法律保护商业秘密的范例。
其他中国同行纠纷：除上述案例外，一些中国公司还在美国围绕商标、不正当竞争等展开诉讼。如知名国产运动品牌之间曾出现争夺海外商标权的诉讼；部分跨境电商卖家互相指控对方在平台上侵犯专利或抄袭设计，在美国法院提起宣告不侵权之诉以抢占法律主动权等。根据统计，2023年中国企业在美跨境电商相关案件1092起，其中约6%是中国企业作为原告提起的（多为主动起诉声明不侵权或反诉）。这说明中国同行间的竞争正延伸到法律领域，一些企业选择美国作为解决纠纷的平台。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公司在美起诉中国公司的案件相对仍不多见，但呈现增长态势。其背后动因通常是：美国法律在某些方面（如陪审团裁决高额赔偿、Discovery程序获取证据等）对权利人更有利；同时美国市场往往是双方竞争的重要战场，通过在美诉讼可一举影响对手全球业务。当然，此类诉讼也意味着高成本和复杂程序，因此多由具备一定规模和实力的企业发起。从结果上看，不少中国原告在这些诉讼中取得了实质性成果，例如赢得禁令、和解或赔偿，为自身争得竞争优势。

4、中国企业/个人活跃维权主体

近年来，涌现出一批积极利用美国法律维护知识产权的中国企业和个人，可称之为“活跃的维权主体”。这些原告多具有以下特征：自身拥有一定规模的专利/商标资产，或在所属行业居于领先地位，具备投入海外诉讼的资源和战略考量。主要包括：

科技电子领域：华为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维权主体。其全球专利储备庞大，在美国拥有约1万件有效专利。面对他人在美使用其技术，华为表现出主动出击的姿态，除了诉Verizon案外，还曾公开向多家美国公司提出专利许可要求（据报道2019年曾要求Verizon就230多项专利支付超10亿美元费用）。中兴通讯也拥有大量通信专利，虽未见对美方提诉，但作为备受美禁令影响的企业，中兴可能倾向于谨慎行事。大疆创新在消费级无人机领域专利布局广泛，也曾在美积极应诉并通过专利复审反击竞争者道通。此外，OPPO/小米等手机厂商、比亚迪等新能源企业近年来专利全球布局增强，未来亦可能加入在美主动维权行列。
制造业与电商：一批传统制造及跨境电商企业也开始活跃维权。例如上文提及的嘉兴超级照明在LED照明领域率先在美胜诉同行。又如深圳的跨境电商卖家，一些龙头企业（安克创新等）拥有自主品牌和专利，也会利用美国法院打击侵权售假者。广东、福建、浙江等外贸大省的企业在这些案件中占比较高。据统计，广东企业涉及近三成的专利和商标诉讼，为最多的地区来源。这些地区的企业通过政府支持（如投保知识产权海外侵权险等）更有底气在海外维权。
互联网和内容产业：腾讯是内容版权维权的典型代表，在国内外频繁打击盗版。上述腾讯诉机顶盒案赢得重大奖赔。另外，阿里巴巴近年来在美国积极配合打假，并曾以知识产权权利人身份参与美国执法行动。字节跳动（抖音海外版TikTok母公司）也面临版权挑战，但目前多作为被告回应美国版权诉讼（如与Triller的音乐版权案）而非主动原告。中国游戏公司如米哈游、腾讯等也可能在美起诉外挂制作者或盗版发行者维护游戏版权，但多数选择在国内或通过谈判解决，少有诉诸美法院的公开报道。即便如此，随着中国数字内容出海，未来不排除更多类似腾讯这样在美动用版权和DMCA武器的案例。
科研机构和个人：少数中国高校和科研人员也涉足美国知识产权诉讼领域。例如有中国大学作为专利共有人，通过合作方在美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的情况；个别华人发明家在美针对大公司提起专利诉讼索赔的案例（如早年吴小兵博士诉索尼案等）也曾出现。不过总体而言，个人维权较为罕见，主要还是企业行为占主导。

综上，华为、腾讯等龙头企业堪称在美维权的先锋。此外，一些细分行业冠军（如超级照明在LED行业）以及地缘上以华南地区企业为主，正形成一支中国知识产权权利人在美积极诉讼的新兴力量。这些主体的共同特点是：知识产权意识强、储备丰富，且具备国际化运营和诉讼能力。

5、涉美知识产权诉讼结果与影响

中国公司作为原告在美国主张知识产权的案件，虽然总体数量有限，但不少取得了积极结果，包括胜诉判决、和解赔偿以及禁令救济等：

胜诉与赔偿： 一些案件以中国原告的明确胜诉告终，并获得可观赔偿。例如腾讯诉机顶盒案获判赔约$8500万；超级照明诉CH Lighting案获陪审团裁定赔偿近$1400万；华为诉Verizon虽未走到判决，但最终和解据信包含费用支付，等于变相实现维权目标。2023年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在美专利诉讼判赔金额平均达2371.72万美元，商标诉讼平均判赔117.98万美元。专利平均值之高意味着个别案件出现了巨额赔偿或和解（如腾讯案），抬高了均值。相比之下，2022年专利案平均判赔382.1万美元，商标47.8万美元。可见近年单笔判赔金额呈上升趋势，体现出若权利人证据充分，在美确有机会获取高额赔偿。
禁令与救济： 对于急需制止侵权的原告来说，美国法院和ITC的禁令救济非常重要。WeRide案中法院早期即发出临时禁令，阻止被告继续使用涉密技术。ITC的337调查则以排除令作为主要救济，例如道通诉大疆案虽然最后因专利无效未执行，但ITC曾下达对部分大疆产品的有限排除令和禁止令。另外，美国法院可发出临时限制令（TRO）和初步禁令，中国原告如果证明侵权将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也能申请类似救济。在一些跨境电商商标案件中，原告（包括中国原告）常申请法院签发冻结令，冻结被告在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账户资金，以促使对方应诉或赔偿。这类措施对保护权利人利益非常有效。
和解撤诉： 绝大部分案件以和解告终。例如2022年中国原告的专利诉讼有68.75%最终以和解撤案。和解虽然不算法律判决上的胜诉，但通常伴随被告妥协（支付赔偿或签署许可）。对原告而言也是实际利益的获得。WeRide案最终和解，使其竞争对手业务受限并赔偿其巨额律师费（尽管具体金额未公开，但WeRide曾申请超过200万美元制裁费用）。华为与Verizon和解则意味着华为成功让美企低头付费。可以说，和解是各方权衡风险后的商业解决，在跨国诉讼中很常见。
缺席判决： 值得注意的是，在商标侵权案件中，由于不少被告（特别是跨境电商小卖家）选择不出庭应诉，中国原告往往能拿到缺席判决胜诉。报告显示2022年有411起商标案因为被告缺席而由原告胜诉，占商标案的77.84%。这些缺席判决通常会判定侵权成立并要求被告赔偿法定损害赔偿金。例如某些打击假货的案件，法院会按每个商标数万美元计罚缺席被告，从而出现总计上百万美元的判赔。不过，由于缺席被告往往难以实际执行赔偿，原告胜诉更多在于阻断侵权渠道、清理市场。即便如此，这些胜诉在法律上确立了侵权事实，为后续追责奠定基础。

总体而言，中国公司在美维权的有效性正逐渐显现：一批案件拿到了理想结果（赔偿或禁令），鼓舞了更多企业尝试主动维权。当然，挑战也依然存在——例如应诉率低导致大量案件缺席判决，侵权产品换马甲卷土重来也屡见不鲜；部分中国企业对美国司法的证据开示（Discovery）和高诉讼成本顾虑较大，仍有约六成企业选择放弃应诉。但从趋势看，中国政府和企业都在积极改善这一状况：设立海外维权指导中心、推行知识产权保险补贴等措施，帮助企业提高应诉和维权的信心。

6、总结

2019年至2024年间，中国企业/个人涉足美国知识产权诉讼和337调查的情况呈现出数量上升、类型扩展、结果多元的特点：

案件清单与类型： 五年内新案从每年数百起增至逾千起，专利侵权诉讼增长最快，商标侵权仍占大量比重，商业秘密和版权案件有少量涉及。ITC 337调查每年约20起涉及中国企业，大多因专利引发。
中国诉美国： 中国权利人起诉美国公司的案件逐步出现，典型如华为诉Verizon（专利）、腾讯诉机顶盒（版权）等，彰显中国企业运用美国法律维护自身技术和内容权益，部分案件达成和解或胜诉获赔。
中国诉中国： 一些中国公司选择在美与国内竞争对手对簿公堂，以专利和商业秘密纠纷为主。典型如超级照明诉同行获赔、WeRide诉前高管案制止侵权、道通诉大疆ITC案谋求禁售等。这类跨国竞争诉讼表明中国企业正利用美国中立法庭解决内卷式纠纷。
活跃维权主体： 华为、腾讯等大型科企成为在美维权先行者；制造业出口企业（如广东的照明、电商企业）也加入行列。这些主体多有政府支持和专业团队，加速了中国公司由防御转向进攻的角色转变。
趋势变化： 案件数量连年上升，尤其是2021年以来专利诉讼猛增，反映中国企业在海外技术权益碰撞加剧。同时，商标假冒案件仍大量存在但增速减缓，显示治理初见成效。总体而言，中国企业被诉为主的局面在慢慢改变，尽管2022年仍有98%涉案中企为被告，但主动出击案例逐年增多。
案件结果： 部分中国原告成功获得胜诉、禁令或高额赔偿。例如腾讯获$8500万版权赔偿、超级照明赢$1400万专利赔偿、WeRide拿到禁令和制裁等。不少案件以和解收场，原告也往往获取了许可费或其他利益。与此同时，大量针对中国被告的案件由于后者缺席，原告（包括中国或外国原告）获得缺席判决，这在商标侵权打假领域尤为常见。

综上，2019-2024 年可被视为中国企业海外维权的活跃期。在美国这一全球最大市场和重要法域，中国公司一改过去消极应诉的形象，开始运用法律武器主动维护自身知识产权。虽然总体上中国企业仍是美国知识产权诉讼的净被告方，但这种不平衡正随着中国企业实力提升和维权意识加强而逐步改善。可以预见，未来将有更多中国创新者站上国际诉讼舞台，在美国乃至全球为知识产权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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