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据出境限制与美国诉讼披露义务：法院为何通常不予豁免

随着中国《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的实施，越来越多在美应诉的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尝试以“数据不得出境”为由，拒绝或限制在美国法院的披露义务。然而，美国法院并未接受这种“自动豁免”逻辑。在实际判例中，即便面对中国法律的确实存在，法院通常仍然要求披露关键证据。

国际礼让平衡测试（Comity Balancing Test）

美国最高法院在 Societe Nationale Industrielle Aerospatiale v. U.S. District Court, 482 U.S. 522 (1987) 一案中，明确指出海牙取证公约并非排他性途径，美国法院仍可依《联邦民事诉讼规则》（FRCP）要求当事人披露境外证据。但法院应进行“国际礼让平衡测试”，通常涉及七个要素：

1. 证据的重要性 —— 该证据是否对案件结果至关重要。

2. 请求的具体性 —— 是否针对特定文件或类别，而非泛泛要求。

3. 替代来源 —— 是否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相同信息。

4. 不披露的后果 —— 若拒绝披露，对案件公正审理的影响。

5. 外国法律后果的严重性 —— 当事人若在本国违反法律，可能面临的处罚是否真实且严重。

6. 各国主权利益 —— 美国的司法利益与外国的监管或公共政策利益孰轻孰重。

7. 当事人的国籍与所在地 —— 当事人是否在美国开展业务、是否受美国管辖。

该测试为法院在要求披露与尊重外国法律之间提供了一个衡量框架。

案例一：Gucci America, Inc. v. Bank of China

在该案中，纽约南区法院要求中国银行披露境内账户信息，以追踪假冒商品的资金流向。中国银行援引中国银行保密法反对披露，但法院认为这种笼统主张不足以免除义务，最终对不遵守命令的银行裁定藐视并处以罚金。二巡在上诉中讨论了管辖与制裁范围，但并未推翻地院“关键证据必须披露”的立场。

案例二：Wultz v. Bank of China

在此案中，原告要求中国银行披露其在中国境内的账户与合规文件。银行主张中国监管要求禁止披露。法院进行了细致的 comity 分析，结果是：对于由中国监管机构自行生成且法律明确禁止披露的文件，允许例外；但对银行自行生成并提交给监管机构的资料，仍必须交付。由于银行反复拖延，法院多次下达强制命令，并威胁制裁。

案例三：Nike, Inc. v. Wu

在耐克对假冒商品的诉讼执行中，多家中国国有银行被传票要求提供账户交易信息。银行以中国保密法和应先走海牙取证程序为由拒绝。纽约南区法院认为账户资料对案件的执行至关重要，尽管承认中国的主权利益，但最终维持了披露命令，并通过保护令限制信息使用范围。

案例四：Tiffany (NJ) LLC v. China Merchants Bank 等

蒂芙尼公司针对假冒商品的案件中，多家中国国有银行成为被传票对象。地区法院下令冻结资产并要求披露交易记录。银行提出中国保密法抗辩，二巡在审理中关注管辖与执行问题，但并未接受“中国法禁止”即自动免除的立场。只要美国法院认定自己有权发令，通常仍要求披露。

法院采取的替代方案

虽然多数情况下美国法院要求披露，但为了平衡中国法律的约束，法院常采取一些替代或保护措施：

• 要求当事人先行尝试海牙取证公约途径；

• 允许在中国境内由第三方中立机构过滤文件，剔除敏感信息；

• 设立数据室，在境内或第三地限制查阅而不让文件直接出境；

• 通过保护令限制信息的用途与接触范围。

这些做法既能推进案件，又能部分回应中国法律的敏感性。

结论

从 Gucci、Wultz、Nike 到 Tiffany 等一系列案件可以看出，美国法院并不会因为中国的数据出境限制而自动免除披露义务。法院在国际礼让分析中，通常认为诉讼公正和案件效率的需求更为迫切。当事人若无法提供具体、可验证的法律风险和替代方案，就必须交付关键证据，否则可能面临制裁、不利推定甚至默认判决。

对于在中美之间有业务往来的企业而言，这意味着在涉美诉讼中必须做好准备：一方面要理解中国数据出境法律的要求，另一方面要在美国诉讼中积极提出合理的替代渠道和保护措施，以平衡双重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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